他，是史上第四位诺贝尔奖、第一位也是唯一诺贝尔化学奖华人得主
是中央研究院院长，美国科学院院士，也曾是我们复旦大学的荣誉教授
他被称为“物理化学的莫扎特”，是“世上最杰出、最有创意的物理化学家之一”
他还是陈水扁的高级幕僚,代表台湾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会议的“关键人物”
“对于他为台湾所做的，以及将做的”，《
远见杂志》（台湾）评论道：“这一代的中国人都会记住这个名字。” 他就是李远哲——一个在科学学术界有着至高声望，同时又被称为“最活跃的科学家”的人。
1986年，李远哲因在化学动力学、动态学、光化学特别是交叉分子束研究等方面的卓越贡献而和赫休巴赫(D. R. Herschbach)教授共同获得该年度的诺贝尔化学奖。
作为一个文科出身的人。我对此的了解虽经查阅资料却仍不甚了了：分子束方法是一门新技术，1960年才开始试验成功，而交叉分子束方法起初只适用于碱金属的反应，后来由李远哲同赫休巴赫教授在1967年共同钻研，把它发展成为一种研究化学反应的通用的有力工具。在此之后的十多年中，李远哲将这项技术不断加以改进，设计成“分子束碰撞器”和“离子束交叉仪器”，用于深入了解和研究各种化学反应的每一阶段和过程，这使得人们能够在分子水平上研究化学反应中所出现的各种状态，为人工控制化学反应的方向和过程提供了新的途径，并为分子束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提供了新的前景。
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当这位任职于伯克莱加州大学的华人化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传出后，他本人和华人学术界，以及学校的师生都很兴奋，纷纷向他表示祝贺，赞扬他刻苦勤奋的钻研精神。加州大学时任校长海曼在宣布李远哲教授为该校创建以来的第十五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庆祝会上，还特地表彰了他为该校增添的荣誉。
祝福不仅仅来自大洋的那一端。当时大陆、台湾和香港的学界、政界人士也纷纷致信，对他所取得的优异成绩予以祝贺。一时间，他的名字蜚声海内外，不论是在化学界，还是在其他学界，甚至在普通的华人社区街头巷尾，都能听得到。他自己在后来也承认，“我从来没想到这件事情会那么深远地影响一个人的生命。”
李远哲1936年出生于台湾新竹县，父亲李泽藩教书为职，也画得一手好画，母亲李蔡配执教于幼稚园，操劳着这个有着8个孩子的清苦但家教严格的公教人员大家庭。“我做事认真，是和我父母有关”。享有至高荣誉的李远哲，在他职任院长的台湾中央研究院归结自己的根源时如是说道，“我从没见我父亲懒散过，他一辈子都很努力工作；我的母亲是非常自信的人，从她结婚到现在，每天买的东西都记帐，所有账目清清楚楚。”
良好的家庭环境加上他自身的特殊品质帮助他在科学和人生的道路上迈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坎儿。在一个名为“我的成长历程”的访谈录里，李远哲说：“我幼时正逢二次世界大战……读的是日本小学，说的是日本语，一直等到日本战败后，日人撤离台湾，才进入一般的公立小学，开始学习国语和台湾话，这也是我第一次体会到我不是日本人，而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然而由于自己的不会说国语和台湾话所遭受到同学们的冷嘲热讽，迫使他更加努力地学习和阅读。在“我的成长历程”中，他提到，“我仍然清楚地记得上面所登过一篇名叫《
蓝色的毛毯》的文章，内容描写沙皇时代俄国农民的受压迫、俄国革命的经历以及其后社会改革的种种思想。这篇文章和我当时的心灵颇为契合，也是我相信国家民族自尊的丧失只是短暂的，社会的改善仍然是有希望的。”
在学习和科学研究上他是一个认真、坚持和拼命的人。这种态度促使他能够成功。据介绍，外貌敦厚、有着台湾仔读书又称的质朴气质、在公开场合中偶会流露出害羞神情的李远哲，内在其实有着一股很强的不服输的性格。“我从小就喜欢打乒乓、棒球，参加竞争性很强的球赛。”他形容在球场上的自己像个拼命三郎，“胜败我不太在意，但还是要拼命，我要尽最大努力把球打好。”科学学习研究上的李远哲更是有着拼命三郎的这种精神。据他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他曾在大一暑假和两位学长越好不回家，留在宿舍里苦读热力学，对着艰涩的原文书每人每天轮流讲一章，以求加深印象。大学那几年，每天早上七点就到图书馆排队，等候大门一开，就冲进去占位子念书，一直念到晚上十二点图书馆关门。李远哲中去及大学时期的学长，现任台大物理系教授的郑伯昆指出，不仅中学大学，即便是在美国做学者后李远哲都非常努力用功，“常听说他做研究工作很积极”。象研究惰性原子碰撞，其中有相当多种配对碰撞要试验，很多研究者往往一年只进行一种配对，李远哲却在短期之内把大部分的配对都完成了。对于这种刻苦认真，李远哲曾表示：“当时全世界与我们做同样工作的就有几十个人，但你若问我，为什么我们做的比他们成功呢？这是因为我们花了很多心血，反复地在每一步、每一步的小地方下功夫。如果有一百步，我一步比别人做好百分之五的话，这是一点零五的一百次方，不是吗？这样就有很大的差别了。”
如此之拼劲，能在1986年以化学动态学中的分子束研究荣膺诺贝尔奖，似乎早已有迹可寻。
“我和别人不同的是，对于理想，我坚持了下来。”在刚刚担任中央研究院不久后的季节里，李远哲这话说得沉缓而坚定。
科学上的李远哲是至高无上的。而现实中的，或许是中国人古而有之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或许正如我们上文所述是他个人的觉悟比较高，有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胸怀和“兼济天下”的报复，他成了世界上“最活跃的科学家”。
不知在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是属于哪个级别的官职，大概和大陆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差不多吧——一个蛮大的官儿。
台湾那边还有个名词叫作“李远哲现象”，说他的关注面非常的广，“国立台北科技大学”BBS上有个帖子如是说道：“推动台独找李远哲，两岸谈判找李远哲，扫除黑金找李远哲，教育改革找李远哲，改善交通找李远哲，振兴经济找李远哲，端正政风找李远哲……”甚至，连“阿扁之子的家教也要找李远哲”了。
作为一个“中央研究院”的院长，本身的科研及院务工作已经令一般人不可开交，而李远哲却能身居此位兼顾他政，难道他真的是个超人？在时下的大陆，各种媒体上经常充斥着对某某教授某某院士兼任种种社会职务予以批评抨击的报道和言论，说他们常常为了出席形式上的各种会议而耽误了科学研究及教书育人的本职，俨然已成一种社会风气。而此时身在台湾的李远哲，却能涉及政治、经济、教育、交通如此等等诸多事务，不知他的科研工作还能进行的如何？
最近发生的事情更是将对李远哲的这一争论推向了一个峰巅。2000年台湾大选，李远哲以“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身份公开支持陈水扁，当时即引出台湾各界特别是学界的一片啧啧之声。2004年的大选，李远哲再次出面予以支持，“陈水扁四年来做了许多事，大家应给予肯定，不要因为小问题而抹煞了陈水扁全部的贡献。”据“三二0”大选前一天，即3月19日的台湾《
中国时报》以“学术界有异议，李违反学术中立，糟蹋职位”为标题的报道，“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公开挺扁，中研院一些所长及研究人员对李远哲的做法不能认同，指李远哲违反学术中立，会让中研院付出惨痛代价；部分私立大学校长则公开批评李远哲公器私用：‘糟蹋中研院长职位’，已造成学术界不安。”
国立交通大学BBS上发表的署名为“官俊榮”的文章指出：学术中立的理念应该不知是局限于学术前研究的“专业伦理”，因为学术工作一向被共识为具有相当高的社会价值，而学术机构更具有崇高的社会形象，因此学术机构的领导人在与外界互动时，无论是在专业或非专业领域的言论，都会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所以格外需要维持适当的分际，除了必须符合学术机构的社会目的，以免流于“公器私用”，更要担负相对的社会责任，尤其避免可以去影响任何个人的主观立场。因此学术中立不仅是一项专业伦理，对学术领导人而言，更是一项应该被视为至上的“社会伦理”；世界一流的大学或研究机构的领导人，几乎没有公开表态去支持政治选举人的案例，应该就是这个道理，对于候选人的好恶竟是个人做主观，而且与学术机构既有之目标无关。
行文至此已算告一段落，但不敢对诺贝尔化学奖获得之惟一华人李远哲作任何盖棺定论之评说。仍借用交大BBS上的一句话，“李远哲，专心搞好你的科学研究，请不要把国家前途当作化学试验！实验失败可以重来，国家垮了，如何再来一次？”
